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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成就及四个误区

来源: 作者: 时间:2008年05月20日

  今年4月21日,《学习时报》上发表了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李融荣题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报告》一文。该《报告》对国企改革作了一个总的评价,指出:“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户数大幅减少,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但资产总量大幅增长,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决定》出台。该《决定》明确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为社会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该《决定》是针对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首先,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经济100多年来,第一次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指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回答了国有经济干什么这一难题。其次,该《决定》将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区别开区来,就可以确立马克思早已提出的社会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原则。再次,该《决定》为国企改革的“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提供了标准。

  在该《决定》指导下,国企改革取得重大成就:

  第一,减少了国有企业数量,提高国企质量。2002年-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58712户减少到119254户,年均减少9865户。1998年,有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亏损,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2002年-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8.02万亿增长到29.01万亿元,年均增长12.6%;利润总额从3786亿元增长到12242亿元,年均增长34.1%;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13937亿元,年均增长19.7%。

  第二,该《决定》使国有经济和民有经济两个轮子共同驱动,促使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国有企业退出的空间,即是“民进”的领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2006年,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户数、资产总额、工业增加值和实现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的91.73%、53.59%、64.22%和56.49%。可见非公有工业企业已占据半壁江山。我国2006年的GDP比1978年增长了57.5倍;2006年的外贸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85.3倍;2006年财政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34.2倍;2006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010美元。这些巨大变化是和“国退民进”、民营经济的贡献分不开的。

  第三,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把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与马克思早年提出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是私有资本的扬弃的说法是一致的。该《决定》首先把股份制从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提高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最终消弭了对股份制姓资姓社的争论,解除了发展股份制的后顾之忧。其次,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股份制是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好形式。再次,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最后,股份制使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

  国企改革的四大误区

  目前国企改革还存在四大误区,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国企改革深入开展。

  第一个误区:有关法律条款滞后于改革实践。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必须严肃对待,认真遵守。但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宪法个别条文也会出现过时的情况,这就有修改的必要。经过修改,使其符合实际情况,更好地指导实践,这本身就是对宪法尊重的一种表现。比如,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一条将公有制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过时了,这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观念。目前公有制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外,还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各种基金和社团、社区经济等形式。

  将公有制定性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建立在两种所有制理论基础上的。它所造成的弊端显而易见。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一种不平等的理论,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这种不平等理论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体制上,导致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之外,其他一切资源均在全民所有制的名义下被城市占有,奠定了二元结构的体制基础。在制度上的不平等,使资源配置投资、财政收入分配、教育卫生社保,都向城乡倾斜,农村都低于城市,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的不平等,使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迁徙等等方面,都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理论把农民害苦了,早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强制推行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农民的生活资料也剝夺了。这种不平等,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价格剪刀差,地价剪刀差,农民工资剪刀差,教育卫生社保剪刀差。保守估算,通过四个剪刀差,国家从农民手里至少拿走30多万亿元,结果是城市发展了,农村相对贫穷和愚昧。虽然近几年国家加大了支农惠农的力度,但据农业部披露的数字,目前国家对农民仍然是多取少予,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所以,两种所有制理论所形成的一系列不平等体系不被破除,“三农”问题就难以解决。

  第二个误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近几年来,在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强化国企地位、拓展国企领域的一种趋势,这是值得令人忧虑和警惕的。有相当一些人(主要是行政权力部门和国企负责人)认为,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认识是一种误解。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不能代替公有制。在国有企业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可以增加,其他公有制经济还在发展,如股份制、基金等,公有制不仅没有缩小还在壮大,并没有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一误区不解除,就会毫无限制地认为:“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样来壮大国有企业,与十五届四中全决定的“三个行业和两类企业”的战略调整方针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在壮大国有经济的名义下壮大垄断行业,这样就将改革的对象当作壮大的主体,是主体错位。用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为理由,竟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以便扩大国有经济的垄断行业,这在观念上是不平等对待两种所有制。难道占GDP40%左右的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60%以上的非公有经济,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吗?

  准确地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应是社会所有制,而不是一般公有制,因为一般公有制没有体现公有制发展的水平和范围,不能表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征。社会所有制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种公有制,公有制的社会化,公有制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非国有的公有制均应包括在内。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科学定位应是社会所有制。

  第三个误区:国有企业是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调节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有本质的区别。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调节是以公有制为前提,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以资源配置为内容,以不计盈亏、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为目的。企业仅是一个加工厂,没有经营自主权。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调节必须以国有企业为基础。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完全不同。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独立法人,自负盈亏,国家不能用行政手段无偿调拨。宏观调控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即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行政、法律手段辅之。其中因政策变动引起经济主体的损失,国家应赔偿。如美国在限制粮食播种面积时,对农民给予补偿。所以,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经济之内,而不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宏观调控也需要经济力量支持,如财政和国家物资储备,但不一定非要国有企业。二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干预,取得很大成功。如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运用金融手段对美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就取得很好成就,而美联储本身就是私人企业。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就产生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需要以国有经济为基础。所以,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必须以国有企业为基础,这是一种误解,会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一种借口,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四个误区: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

  认为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种误解,其目的是想表明国有制企业也可以搞好。的确,国有制也有好企业,民营经济中也有差企业,但从总体上来讲,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主要原因是与所有制有必然联系,否则就不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目前有的国企依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既不能证明企业搞得好,也不能证明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这恰恰是国有制的一种弊端。中国搞国企攺革,推行股份制,就是为了改革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便提高企业效益,就是为了剔除国家垄断的弊端。英国的国有电力、煤矿改革为股份制,日本、德国的国有铁路实行民营化,都是为了解决单一国有制使企业管理成本太高、效益太低、政府负担太重的问题。事实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超越所有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制约关系。

  以上四个误区概括起来是一个观念问题,其根源是宪法第六条,第六条规定的三点内容都已过时(一是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是没有剥削、三是分配只能按劳分配),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相差甚远,还是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种旧观念。改变这一旧观念应该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思想大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对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法律条文也应及时予以修订,以免误导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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