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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之新进展

来源: 作者: 时间:2008年06月16日

  ● 关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问题

  近年来,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新的认识将从本质上影响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路径。

  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无论是最初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还是最近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的着眼点都在于改进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但是,在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些着眼于改进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方案都将无功而返,因为这些方案都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由于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有学者认为,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国有企业改革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

  还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置于历史形成的既有的“宪法”的规范下,才能寻找到“产权改革”的真正的“历史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寻利性的产权改革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导致整个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国企改革的合法性意味着改革的始点必须公平,一旦满足了这个条件,产权交易的寻利过程会内生出各种所有制企业,则转轨后的经济就是“混合经济”。

  有学者从国企管理腐败特征的研究入手,指出我国进入了一个以解决垄断性产业改革问题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因为,国有企业管理腐败呈现出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个人腐败逐渐减弱、以行政垄断腐败为主的国有企业群体腐败日益严重的新特征。相对以前单纯以改善国有企业效率为改革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现在必须强调在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前提下改善国有企业效率。而国企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形成同样与对国有企业功能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

  ● 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全面展开已有十年之久,近年来理论研究开始集中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国企进行产权改革后的绩效和效果方面。

  有学者通过对国企民营化进程的考察对国企产权改革后的效果问题作出了解答。根据世界银行一份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总体上,国企民营化富有成效,尤其是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最终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对我国国有企业通过产权改革实现民营化有着积极效果。

  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并且主要来自于代理成本的降低,表现为管理费用率的下降;改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但和国际经验相比程度不是很大;国有控股改制社会效益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改制经济效益较好;改制效果在一定期间内持续。

  还有学者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调查研究发现,改制成本支付是改制中的最大技术性难题。“双重置换”模式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大部分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同时也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方式实现了职工身份的转换。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是我国国企改制的重要特征,绝大部分样本改制企业都有两个以上的股东共同存在。从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来看,民营化企业绩效提高最显著,而仍然保持国有控股的企业绩效提高不显著。

  国企产权改革的案例研究也在引起学界的关注。例如,通过对宇通客车管理层收购的案例研究,有学者发现,现行国有产权分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权利划分制度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对国企管理层收购的管制上,地方政府与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等中央部门间有着不同的策略。此外,国企管理层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同时,还存在多种途径攫取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公司全部股东利益的现象,以实现管理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关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有着特殊性,并与全球关注的起因和焦点不相一致。近年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学术研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着眼于从整个国有经济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上提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二是立足于公司治理机制分析的微观层面上,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寻找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逻辑。

  有学者指出,在国有大型企业改制中自发形成的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因产权一元结构而控制权相对分散形成的所有者权益不到位、控制不力和管理系统不匹配等诸多问题。结合20多年来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的经验,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混合公司治理结构的新理论,并对混合公司治理结构在资源配置与绩效的产生及评价方面进行了数理模型分析。

  有学者从国企治理微观机制中的薪酬问题研究入手,指出低于市场经理市值的薪酬难以激励和约束国企高管,按照市值确定国企高管的薪酬又会引发明显的利益冲突,这就使我国国有企业目前高管薪酬又会引发明显的利益冲突,这就是我国国有企业目前高管薪酬制度面临的两难选择。因此,国企治理机制中,要从薪酬方面形成针对国企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高管就不能来自行政任命,不能按照选拔官员的程序进行考核,而应经过严格的市场筛选。

  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这表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与民营企业中内生于公司的薪酬契约相比,国有企业中受到管制的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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